在俄日领土争端中处于被动地位的日本，似乎加强了在中日领土争端中的主动性。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竟向钓鱼岛撞船事件中的中国船长詹其雄索赔143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11.5万元。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大家都没注意的是，日本在美国也采取了保钓行动。

1月24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读者来信，题为“在日本，这是我们的领土”。文章声称“尖阁列岛（即钓鱼岛）是日本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援引历史证据和法律条文予以证明。值得关注的是，写信者不是普通读者，而是日本外务省发言人佐藤悟。

这封读者来信，是对1月19日《纽约时报》言论版文章“中国切尼的崛起”的反驳，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讲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中国崛起，其中有一小段提到了中日钓鱼岛争端。

看罢掩卷，不禁“佩服”日本人工作之细、反应之迅速、应对策略之高明。

首先，这需要精确、细致的情报搜集能力，把各国重要媒体关于本国的重要信息都予以关注，这一点很多国家都可以大致做到，比如说，美国官方会收集国防部长盖茨访华时中国的相关报道，中国也会收集美国媒体关注胡主席访美的报道。日本的厉害之处在于，一篇不是以钓鱼岛为主题的文章，仅仅是提到钓鱼岛几句，也搜罗在内，没有放过。

其次，这需要快速反应能力。我们都知道，媒体是高速运转的机器，一条不太准确的信息在经过传播、转载后，会变成“既成事实”，反应的滞后就意味着让谬误流传。因此，当有不利于自己或不真实的消息时，应该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而不应该闭门研究一段时间后再长篇大论的反驳。时过境迁，新闻成了旧闻，说多少话也于事无补。

另外，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应对是个高明策略，说明日本深谙美国媒体运作之道，知道美国报纸是独立运作的，无需去找政府抱怨或者抗议。具体操作层面，它可以选择向《纽约时报》发出抗议之声，也可以通过像“读者来信”这样的方式获得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日本人选择了后者并做到这一点，说明他们不仅了解美国的媒体，还和美国媒体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否则，临时报佛脚是来不及的。

我长期关注钓鱼岛问题，还曾多次就中日钓鱼岛争端接受日本媒体的访问，看到美国的报纸登出“在日本，这是我们的领土”的文章，心里五味杂陈。不禁要问，为什么不是中国的官方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在《纽约时报》上反映中国的观点呢？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报纸长期以来是政府的喉舌，官方和国内媒体打交道时无需“沟通”，也不习惯接受媒体的监督和批评。因此，养成了相对比较简单的工作方式。我有一个欧洲某国媒体的朋友，前几年写过几篇批评中国大陆对台湾政策的文章，使馆官员大为恼怒，暗示我的这位朋友说，你再这么写，小心我们不给你到中国的签证。我和美国《华盛顿时报》的著名“反华记者”比尔·葛茨聊天时，问他干嘛不多来中国转转，这位老兄笑笑说：“谁请我啊？没人给我签证吧！”

其次，在具体操作层面，缺乏沟通的技巧。我有一个朋友在外交部工作，驻外数年，说是曾计划组一个当地的记者团到中国看看，结果任期内此事无果而终，因为她打算负担对方所有费用，对方却说，我们不能用你们的钱，那样做出的报道不公正。这是西方新闻理念的基本守则，属于常识，无需奇怪。

操作层面的问题，也不能全怪我们的外交官。我所结识的驻外外交官，或者负责公众外交、媒体联络的官员，大都很敬业，常常加班，外语也呱呱叫。但为什么做不成呢？这和本身的经历有关。在西方国家的外交部门，负责媒体的人大都本身就曾经是优秀的记者，不仅精通外交政策、国际形势，还对媒体的运作驾轻就熟，而且有一帮媒体界的哥们。这样的人进入政府搞公众外交，知道该和总编说什么，和编辑说什么，和记者说什么，写什么样的文章能受到媒体的欢迎。

其实，新中国成立之初，外交部门有一批记者出身的官员，记者也大大帮助了外交事业。比如说，和非洲一些国家的交往，在建立外交关系之前是新华社记者在那里开展各层面的交往，并促成双方建交。而今，外交越来越专业，和其他行业的交集也与越来越少，外交和传媒之间的互动也欠缺了许多。

外事无小事，作为一介平民，本不应多言，但心有所感，随感而发，写几句，概括起来，不外乎希望中国的公众外交真正走出去，学会和国外媒体打交道，传播中国理性、客观的声音。花钱登广告容易，让人心甘情愿地刊登你的声音难，咱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多动动脑子、省点钱吧。其实，《纽约时报》登一篇关于中国的好文章，作用绝不亚于纽约时报广场上的中国形象宣传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