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梦”提出已经多年，如果您用一句话概括这个梦，它是什么？你心目中理想的中国梦是什么样子？

王冲：我心中的“中国梦”应该是人民的梦。具体来说就是人民能幸福地生活，居者有其屋，生病可以享受免费医疗，孩子上学能有一个公平的教育环境，能尊重孩子的成长。

2、你觉得中国政府如今提出和倡导的中国梦是什么梦？它可以实现吗？需要多久才能实现？

王冲：政府提出的“中国梦”主要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但不同的机构、不同背景的人有不同解读。我在美国做过一个关于“中国梦”的报告，中国梦有两种，一个是“国家的梦”(China Dream)，一个是“人民的梦”(Chinese Dream)。但是当“国家的梦”和“人民的梦”有矛盾的时候，会以哪个为主？按照现在官方的宣传，更多注重“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这个层面。习主席说的：“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反而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要达到“国富民强”这个目标需要多久这不好说，因为从“国富”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了，中国已经有了足够的钱了。但是现在“国富”和“民穷”之间的距离也算是很大了，特别是社会不公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政府反腐也从这方面来考虑。但是没有一个机制的变革，给人民更多对财产的保护和更多的权利，其实很难达到这个目标。

3、辛亥以来，中国人有过很多个梦，历史告诉我们很多梦是难以实现的，你觉得这些曾经抱以巨大希望的梦之破灭原因是什么？

王冲：主要是人为的原因，人的素质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1898年的“戊戌变法”就是官方发动的，而且不同政治派别有不同诉求，即使到了1910年的辛亥革命，也是一个以上层知识分子、精英群体发动的政变或是革命，和底层人民没有太大关系。之后在国共斗争期间，共产党所做的就是把底层人民调动起来了，在解放后又开始了底层斗上层人的斗争。直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后，才真正开始底层人民和上层人民的融合，这种融合发展到现在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到现在，教育和信仰的缺失使得人们一切向钱看，走向了一种“邪路”。

4、您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十年怎么看？它会保持高速的发展吗？

王冲：我觉得今后10年不会像之前这几十年这样，7%-8%地高速增长，甚至到10%-11%这样地增长，这是不正常的。中国经过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发展，经济已经体量很大了，在这么大的体量的基础上，增长率有所放缓，这是很正常的。关键是在放缓的过程中改变经济模式，从粗放型发展改为注意提高质的发展，从高耗能的发展到更节能的发展，从依靠劳动力优势改为依靠科技创新，增加GDP的含金量。中国政府高层现在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我觉得中国经济发展只要保持在5%以上就已经很好了。

5、你认为本届中国领导核心会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吗？你期望是什么样的体制改革？哪一种改革既能够保证国家生活的平稳、也能够实现效率的提高？

王冲：首先要承认改良和改革比革命要好，从辛亥革命以来，一直有一种“枪杆子出政权”的思维，其实给我们民族带来了一种灾难。但是光靠经济改革是不行的，还要有配套的政治改革。如果说因为国情不同，我们不能照搬美国、日本、韩国的发展模式，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学台湾？台湾地区在上世纪50年代进行了土改，这让地方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并保留了儒家传统，再加上引进西方的文明和日本的管理模式，从而推动了台湾经济的腾飞。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至上而下发动了政治改革。我想中国的政治改革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由上层启动的、民间配合的一种变革。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启动了乡村的改革，包括乡村的选举。这些年大家不满意的是，以乡村选举为代表的这种改革基本上还是没有往纵深发展，这是在往后退而不是在向前走。我们一直以国情和经济基础薄弱为借口把这种改革往后拖延。

阻碍政治体制改革最主要的因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党内保守派为了党的领导，不愿意让民众参与政治，其实越早推动变革恰恰越有利于推动中共统治，中共应该有自信让一些民众参与进来提高执政能力；另一方面，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害怕失去现有的利益，从而阻碍变革。

6、深圳模式曾经引领中国发展，直到今天仍保持着强劲的生命力，你认为中国经济再度“质变式前进”的“动力基地”在哪里，是深圳还是上海？

王冲：上海和深圳不一样，深圳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需求，当时的情况是只要不管它，它就能茁壮成长。而现在的上海并不是释放活力，是自上而下的“特权”，让它发展。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单靠特区模式或者靠政府扶持，已经不会有好的效果。过去五年、十年，中央一直在扶持环保企业，但是现在很多环保企业发展得并不好，甚至濒临破产，反而是国家没管的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为国家带来很多的就业。这是因为国家对产业的调研一直是落后于生产的，与其依靠国家投巨资和人力去扶持一个产业，不如让其“野蛮生产”。

7、作为一个“公知”，你如何确定自己在实现中国梦中的社会角色位置？

王冲：如果你爱一个人，当他衣着不整的时候，你会提醒他。一个人和一个国家的关系也是一样，因为你爱这个国家，所以这个国家出现什么问题，你才会提出建议。作为一个“公知”，当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时，我们愿意指出来，这是我们的责任。对一个国家提出批评，是我们实现“中国梦”最好的方式。

8、现在的中国有着复杂的问题，在依然蓬勃的经济活力之下，也有着随处可见的危机，你认为最严重的危机是什么？它能否被“安全”地解决？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克服这些危机的解药吗？

王冲：我觉得环境问题、恐怖主义这些都是可预见的问题，但是现在中国社会最大的危机是信仰危机。人一旦没有了信仰，没有了恐惧，没有了敬畏，就导致所有的制度和规则都会打折，发生变异。再好的制度政策都要由人来执行，其实在西方的法律并不是完全没有漏洞，但是人有底线。中国最大的危机还是没有底线，除了钱别的什么都不管，这是很可怕的。

9、你觉得目前发展企业的最大障碍是什么？企业的远期目标是什么？

王冲：民营企业最大的问题是政府管得太多，就是“婆婆”太多。比如有一些行业的认证标准，只能由某个部位指定，由某两个公司经营。本来应该交由市场解决的东西，因为部委之间争权夺利管得太细，严重搅乱市场秩序；第二，与国企相比，民企的生存空间的问题小；第三是民企融资难的问题。

接受英国《华闻周刊》访谈实录，记者 林卉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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