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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才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危机?

1、“中国梦”提出已经多年,如果您用一句话概括这个梦,它是什么?你心目中理想的中国梦是什么样子?

王冲:我心中的“中国梦”应该是人民的梦。具体来说就是人民能幸福地生活,居者有其屋,生病可以享受免费医疗,孩子上学能有一个公平的教育环境,能尊重孩子的成长。

2、你觉得中国政府如今提出和倡导的中国梦是什么梦?它可以实现吗?需要多久才能实现?

王冲:政府提出的“中国梦”主要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但不同的机构、不同背景的人有不同解读。我在美国做过一个关于“中国梦”的报告,中国梦有两种,一个是“国家的梦”(China Dream),一个是“人民的梦”(Chinese Dream)。但是当“国家的梦”和“人民的梦”有矛盾的时候,会以哪个为主?按照现在官方的宣传,更多注重“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这个层面。习主席说的:“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反而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要达到“国富民强”这个目标需要多久这不好说,因为从“国富”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了,中国已经有了足够的钱了。但是现在“国富”和“民穷”之间的距离也算是很大了,特别是社会不公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政府反腐也从这方面来考虑。但是没有一个机制的变革,给人民更多对财产的保护和更多的权利,其实很难达到这个目标。

3、辛亥以来,中国人有过很多个梦,历史告诉我们很多梦是难以实现的,你觉得这些曾经抱以巨大希望的梦之破灭原因是什么?

王冲:主要是人为的原因,人的素质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1898年的“戊戌变法”就是官方发动的,而且不同政治派别有不同诉求,即使到了1910年的辛亥革命,也是一个以上层知识分子、精英群体发动的政变或是革命,和底层人民没有太大关系。之后在国共斗争期间,共产党所做的就是把底层人民调动起来了,在解放后又开始了底层斗上层人的斗争。直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后,才真正开始底层人民和上层人民的融合,这种融合发展到现在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到现在,教育和信仰的缺失使得人们一切向钱看,走向了一种“邪路”。

4、您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十年怎么看?它会保持高速的发展吗?

王冲:我觉得今后10年不会像之前这几十年这样,7%-8%地高速增长,甚至到10%-11%这样地增长,这是不正常的。中国经过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发展,经济已经体量很大了,在这么大的体量的基础上,增长率有所放缓,这是很正常的。关键是在放缓的过程中改变经济模式,从粗放型发展改为注意提高质的发展,从高耗能的发展到更节能的发展,从依靠劳动力优势改为依靠科技创新,增加GDP的含金量。中国政府高层现在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我觉得中国经济发展只要保持在5%以上就已经很好了。

5、你认为本届中国领导核心会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吗?你期望是什么样的体制改革?哪一种改革既能够保证国家生活的平稳、也能够实现效率的提高?

王冲:首先要承认改良和改革比革命要好,从辛亥革命以来,一直有一种“枪杆子出政权”的思维,其实给我们民族带来了一种灾难。但是光靠经济改革是不行的,还要有配套的政治改革。如果说因为国情不同,我们不能照搬美国、日本、韩国的发展模式,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学台湾?台湾地区在上世纪50年代进行了土改,这让地方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并保留了儒家传统,再加上引进西方的文明和日本的管理模式,从而推动了台湾经济的腾飞。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至上而下发动了政治改革。我想中国的政治改革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由上层启动的、民间配合的一种变革。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启动了乡村的改革,包括乡村的选举。这些年大家不满意的是,以乡村选举为代表的这种改革基本上还是没有往纵深发展,这是在往后退而不是在向前走。我们一直以国情和经济基础薄弱为借口把这种改革往后拖延。

阻碍政治体制改革最主要的因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党内保守派为了党的领导,不愿意让民众参与政治,其实越早推动变革恰恰越有利于推动中共统治,中共应该有自信让一些民众参与进来提高执政能力;另一方面,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害怕失去现有的利益,从而阻碍变革。

6、深圳模式曾经引领中国发展,直到今天仍保持着强劲的生命力,你认为中国经济再度“质变式前进”的“动力基地”在哪里,是深圳还是上海?

王冲:上海和深圳不一样,深圳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需求,当时的情况是只要不管它,它就能茁壮成长。而现在的上海并不是释放活力,是自上而下的“特权”,让它发展。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单靠特区模式或者靠政府扶持,已经不会有好的效果。过去五年、十年,中央一直在扶持环保企业,但是现在很多环保企业发展得并不好,甚至濒临破产,反而是国家没管的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为国家带来很多的就业。这是因为国家对产业的调研一直是落后于生产的,与其依靠国家投巨资和人力去扶持一个产业,不如让其“野蛮生产”。

7、作为一个“公知”,你如何确定自己在实现中国梦中的社会角色位置?

王冲:如果你爱一个人,当他衣着不整的时候,你会提醒他。一个人和一个国家的关系也是一样,因为你爱这个国家,所以这个国家出现什么问题,你才会提出建议。作为一个“公知”,当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时,我们愿意指出来,这是我们的责任。对一个国家提出批评,是我们实现“中国梦”最好的方式。

8、现在的中国有着复杂的问题,在依然蓬勃的经济活力之下,也有着随处可见的危机,你认为最严重的危机是什么?它能否被“安全”地解决?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克服这些危机的解药吗?

王冲:我觉得环境问题、恐怖主义这些都是可预见的问题,但是现在中国社会最大的危机是信仰危机。人一旦没有了信仰,没有了恐惧,没有了敬畏,就导致所有的制度和规则都会打折,发生变异。再好的制度政策都要由人来执行,其实在西方的法律并不是完全没有漏洞,但是人有底线。中国最大的危机还是没有底线,除了钱别的什么都不管,这是很可怕的。

9、你觉得目前发展企业的最大障碍是什么?企业的远期目标是什么?

王冲:民营企业最大的问题是政府管得太多,就是“婆婆”太多。比如有一些行业的认证标准,只能由某个部位指定,由某两个公司经营。本来应该交由市场解决的东西,因为部委之间争权夺利管得太细,严重搅乱市场秩序;第二,与国企相比,民企的生存空间的问题小;第三是民企融资难的问题。

接受英国《华闻周刊》访谈实录,记者 林卉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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