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格特在牛津大学教中国现代史，他最近写了《中国好，世界才好：中国消费者如何改变一切》这本书。4月11日的《纽约时报》对格特教授做了专访，探讨“中国消费者的影响力”。

　　格特认为，中国在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第一个证据是无孔不入的广告。有报告估计，最快到2020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广告市场。第二个证据是品牌。品牌是消费者向别人显示身份的一个重要途径，对都市年轻人来说，品牌代表身份。

   鉴于中国消费者的力量，国外品牌也开始一改往日的傲慢。

　　4月13日，《福布斯》杂志和世界广告主联盟（WFA）联合发布了一项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国际品牌愿意调整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以适应中国市场。

　　调查对象是300名跨国企业派驻中国区的CEO，其中63%的经理人愿意改变品牌的基本属性来适应当地消费者，27%的人说愿意把国际品牌原汁原味地引入中国市场，另有2%的人表示愿意为中国创建新品牌。

　对于中国先富起来的人而言，消费绝不止在国内，而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据日本观光厅统计显示，2010年访日外国人消费总额约11490亿日元，其中中国游客消费总额居首位，为2498亿日元，占整体消费总额的21.7%；韩国游客消费总额为1973亿日元，居第二位；中国台湾地区游客的消费总额也超过了1000亿日元，再次凸显了来自经济持续发展的亚洲新兴国家游客强大的购买能力。

    对于这项统计的真实性，我毫不怀疑。我多次随中国的代表团去日本，在银座领略中国富人一掷千金的豪气。近日，一位从日本回来的朋友告诉我，日本完了，地震后中国游客不去日本，秋叶原原和银座都是一片萧条。

    所有这些，都是事实，但只是事实的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一群人已经满世界消费，占据了世界奢侈品消费的巨大份额。然而，邓小平先生先富帮后富的设想却没有实现。中国的客观现实是，受房子，住房和医疗三座大山的压迫，中产阶级有萎缩的迹象。前些年，大学毕业就可以梦想一份不错的工作，可以当个白领，而今，毕业后工资比农民工高就阿弥陀佛了。

     没有稳定的中产阶级作为中间的调节器，富人和穷人之见就更显得对立。因此，在牛津大学的格特看来，在消费膨胀的背后也有隐忧。中国能否像“二战”后的美国那样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中国是否仍然在缔造一个二元社会：精英阶层无止境地消耗着奢侈品，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则差得远？

　格特所担忧的二元社会在火车上有所体现，这被美国麦克拉奇报业所发现。该报题为“中国的动车隔断富人和穷人”的报道说，国民收入的差距在郑州火车站这样的地方显而易见。农民工遍布水泥广场，躺在装满衣服和铺盖的编织袋上，乘坐动车的旅客却坐在可以无线上网、宽敞的候车室里。从郑州到西安，动车要花两个小时，而坐绿皮车走同样的距离要6到7个小时。春节期间很多返乡旅客越来越失望：票价低的列车运行时间太长，高铁的票价又过高。

　　报道评论说，高铁既是中国这个新兴超级大国的兴奋点，也反映了势不可挡的经济发展让中国国民站在金钱和特权这个鸿沟的两侧。过去30年，中国的繁荣让一半人脱离赤贫，成为这个国家引以为荣的事情，但对中国普通百姓和富人之间差距的担心与日俱增。

    这些让我想起来了清朝末期西方看待中国消费者的眼光。那时，英国人会想，哇噻，四亿人啊，每人买一件衣服，那可以养活多少公司啊。到今天，还有人这么想，说中国13亿人，每人买一盒化妆品，可以养活多少公司啊。拜托，别这么想，中国穷人还很多呢，狂买奢侈品的只是一小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