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解中国的人，一定会把下面这条消息当作愚人节的玩笑。

4月1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文规定父母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应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

在中国，拐卖儿童是引发公愤的恶性犯罪，它致使许多家庭骨肉分离，甚至家破人亡。网民们屡屡呼吁对人贩子严加惩处，甚至有人主张动用古代的酷刑。

然而，还有比拐卖儿童更令人不齿的行为，这就是卖自己的孩子。根据四部门发布的《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定罪：一、将生育作为非法获利手段，生育后即出卖子女；二、明知对方不具有抚养目的，或根本不考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为收取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三、为收取明显不属于“营养费”、“感谢费”的巨额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四、其他足以反映其具有非法获利目的的“送养”行为。

法律有了相关规定，说明相关行为已经不是个案和孤立的事件。笔者在孔孟之乡山东曾接触过买孩子的父母。山东人传宗接代思想浓，若不能生育子女便倾向于买，当前女孩价格1万5000人民币，男孩价格超2万，于是，有人看到“商机”，专门生孩子当商品“出售”，也有未婚先孕者无奈卖子。

立法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在建设法制国家的进程中，中国越来越喜欢靠法制解决问题，这是社会的进步，值得肯定。但是，有些问题不是靠立法所能解决的，也不是靠一纸规定可以解决的。四部委的《意见》，说明中国从立法、司法角度打击出卖子女的行为，然而，仔细想想总会觉得哪儿不对劲，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如果父母连亲生孩子都可以卖，那他还有什么道德底线可以遵守？从更严格的角度说，父母卖自己的孩子属于出售“私有财产”，法律不应干涉，法律被迫干涉的原因在于道德约束机制的匮乏无力。

法制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比如说，《意见》称，要严格区分出卖子女行为与民间送养行为的界限。迫于生活困难或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私自将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送给他人抚养，包括收取少量“营养费”、“感谢费”的，属民间送养行为，不能以此定罪。

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具体操作时几乎无法执行，规定也就形同虚设。这不是立法的错误，而是把道德问题交给法律解决所遭遇的必然困境。

道德是大家共同遵守的价值观的传承，是约定俗成的，只有道德约束发生效力时，这个社会才能正常运转。在整体道德滑坡的情况下，立法、司法、执法的过程本身也难以公正。人，只有人，才是社会的主体，当人的内心深处没有敬畏、没有底线、不认可那些条文时，他总有办法通过不正当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国人整体道德滑坡

当前，中国人整体道德的滑坡是不争的事实。对此，绝大多数人都不满，都抱怨，但在轮到自己时又不得不同流合污。这其中最典型的是山西的官场，各级、各部门通力合作，任何坚持道德底线的官员都难以避免被扫地出门的厄运。

山西官场是整体中国官场的缩影，而官场作风侵入教育界，侵入文化界，使得整个社会氛围被升官发财所笼罩。假如把社会比作一个人，道德本应是中流砥柱的地位，是脊梁骨，可如今，它被放在一个角落无助地呻吟，任权欲、贪欲横行无忌而无可奈何。

其结果是，道德约束无力，法律越俎代庖，对于问题的解决却于事无补。于是，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加强道德建设，然而，道德水平的提高，远比它的堕落速度要慢得多，重建非常不易。

从技术角度看，从小孩子起就强化道德品质的教育和培养，让孩子们在公平的环境里成长；从社会角度看，要促进社会竞争的公平正义；从长远看，要重建信仰体系，因为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可怕的民族。如德国大哲学家康德所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这三点，一个比一个更难。教育，只要中国政府真的重视素质教育和德、智、体全面发展，便可以逐渐进步；在财富数量有史以来达到最高之际，促进社会公平面临着契机，如果像重视计划生育一样重视社会公平，也希望犹存。

最难的在于信仰体系的构建，这需要30年、50年甚至100年时间。当已故哈佛学者亨廷顿谈到文明冲突时，他应该没有意识到中国的儒家文化早已事实上烟消云散，当代中国人不信孔子，不信老子，也不信基督耶稣，未来的信仰也许多元化，也应该多元化，但无论如何，需要有向善之心，有仁慈之念。一般而言，有信仰的人，不仅不会卖自己的孩子，还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所有的孩子一视同仁，充满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