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总在不同地方和不同的人有饭局。在北京，和公知们喝酒时，大家谈的往往是宪政、民主，一片忧国之心。可回到老家，那些没念过几年书的叔叔、伯伯，以及初中毕业后去打工的兄弟们，却总是关切地问，钓鱼岛怎么了，啥时候打小日本一顿。

由此，我感觉到城市和乡村在观念上的差异，当城市有产者、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关注身边的问题时，底层的民众依然在过去宣传口号的笼罩之下。

在学术上，管这种情况叫民粹。最近，人民网关于民粹主义的调查，也印证了我的感觉和判断。

调查显示，49.5%的受访者具有民粹化特征，其中，31.3%的人属于民粹特征显著群体，18.2%的人属于有一定民粹化倾向群体。

从行政区划来看，日常居住地为乡镇、村的受访者中，民粹化特征群体和民粹特征显著群体所占的比例均为最高，分别占乡镇、村受访者的57.5%和41.3%;居住在直辖市的受访者民粹情绪较低，比例分别为48.1%和29.0%。日常居住地为海外的人，民粹特征最不显著，比例分别为21.7%和8.3%。

调查发现，学历与民粹主义情绪有较强的相关性，在“大专群体”和“中专/职高/技校/高中及以下”群体中，民粹特征显著者所占比例较高，分别为51.5%和41.3%;相比之下，这一比例在博士和硕士学历的人群中分别只有18.2%和26.2%。

学历越低越愤青，生活地区约偏远约愤青，这可以简洁地概括这次调查的结果。

在学术层面，民粹主义并无明确定义，它可以依附在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学说上，是一种“阵发性的、反政治的、空心化的、打着危机旗号的‘变色龙’”。但总的来看，多数民粹主义者或民粹主义现象都具有以下特点：回避代议制政治的复杂性，主张直接民主，把所偏爱的群体进行理想化，并以此作为辨视自身的依据，缺乏核心价值观，是对严重危机的强烈反应，民粹主义既可能从民众中产生，又可能被精英所倡导;既可能仅仅是一种思潮，又可能形成运动，甚至具有长期的政治后果。

民粹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一旦出笼，可以迅速煽动一大批人，做出疯狂的举动，轻则构成针对少数人的“多数暴政”，中则严重破坏社会稳定，重则导致大规模流血和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和文明的倒退。

2012年的重庆事件，便是明证。

重庆事件，简而言之，可以说是当权者利用民粹主义，获得支持，经济上对有产者进行掠夺，获取政治资本。它在表面上给民众带来好处，但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早晚都要还的；这种超越法律秩序的黑打，是历史的倒退。长远而言，所有人都是受害者。

我5月份去重庆时，曾和一个的士自己对话，他感慨地说：“书记走了，连重庆的树都无精打采的啦！”

问题在于，民众只看到眼前，只知道今天是不是更安定了，而不愿多想这种剥夺财产和人权的行径，迟早会落到自己身上。

他们拷打民营企业家时，民众不说话；他们把律师送进监狱时，民众不说话；他们把发帖的任建宇劳教时，民众不说话。可是，等他们把斗争的目标指向民众时，已经没有人替民众说话了。

凤凰网年底策划，采访了重庆有关人士，有一段话令人印象深刻：我认为民粹主义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威胁之一。老百姓只看眼前的、表面的利益，根本不会想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灾难。我们缺乏公民意识，只有臣民意识，盼望清官，盼望明君，却不知道任何权力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