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中日差距可谓见仁见智，各有说法，但如果比较中日的教育差距，好像支持日本的居多，连特别反日的朋友，也在内心深处认为日本教育办得比中国强。

于是，我们就继续探讨教育话题。就说段旧事吧，那是2005年，访日之后的调查。

“对于本次访日活动，您对哪个项目印象最深？”看到日本外务省问卷里的这个问题，我毫不犹豫地写下了我的感想：在儿童福利院和孩子们一起度过的时光最快乐，印象最深刻。

这次访问是日方安排的，为期10天，先后访问了日本外务省、防卫厅（现为防务省）、文部省。作为关注中日关系的我，获得了许多一手的资料，对工作自然大有裨益，却唯独对孩子感兴趣，这在外人看来似乎有些不正常。日本驻华大使馆的福永先生打电话询问感受时，听到我的答案也似乎有些意外。

我所访问的儿童福利院名叫至诚学园，隶属东京都。我们一行4人去访问的那天是9月9日。

接待我们的是校长高桥利一，他的父母拿所有财产办了这个机构，他继承了这份事业。高桥介绍说，学园资金来源是国家、地方、个人共同负担，其中国家拨款 55.4%，东京都地方政府拨款29.1%，其他便是自筹资金。学园收养了76个孩子，其中孤儿不到10%，多数情况是父母由于酗酒、有精神疾病等原因无法正常抚养孩子。

在日本这个比较富裕的社会里，我们见到的是无法享受父母之爱的孩子，不能断定他们是最穷的，但算做“贫困生”应该不过分。

然而，这些孩子的状态令人惊讶。

他们住的房子是一套大的单元房，两个人一间屋，里面有厨房、卫生间。当校长带着陌生人走进来时，一个调皮的孩子做起了鬼脸，看到我的相机马上跑开了。就在校长介绍情况时，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抱着校长的大腿叽里呱啦一通日语，校长歉意地冲我们笑了笑，没有斥责这个孩子，当我们试着和他打招呼时，小孩子红着脸跑开了。过了一会儿，他一个人斜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起了小人书。

另一间屋子里，一位“男家长”在陪两个小女孩画画，看到我们的相机，无论“男家长”怎么劝说她们也不肯看镜头。后来聊天时发现，这位“男家长”是庆应大学政治系的毕业生，毕业时曾经在这个学园实习，后来在企业工作了几年后，对此地无法忘怀，于是辞去待遇优厚的工作来到这里。

学园是他们的家，他们不必惧怕“家长”，不必仰视他们的校长，他们从心底里发出的快乐和童真的眼神让我震撼。

高桥利一告诉我们，日本1947年就颁布了《儿童福利法》，只要是孤儿，不问国籍，全部由政府收养，保证完成高中教育。那个时候，“二战”结束刚刚两年，日本处在极端贫困的条件下，许多家庭连维持生计都困难，许多孩子只能赤着脚去学堂。再往前推，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时就实行全民义务教育，有的地方官因为无法完成义务教育的任务而剖腹自杀。

一个把教育办成这样的国家，你如何去跟她竞争？即使全力以赴在今天取得优势，那么，明天呢？

我们和一群不到10岁的孩子玩起来。其中一个孩子说：“他的理想是长大了开个面包店，如果朋友来了不能免费，但可以给予优惠，一个面包500元，我5元卖给朋友，不，一元就可以了！”

真实的、有尊严的生存，真实、可以实现的理想，这就是我所看到的日本的“贫困生”。

节选自新作《差距》,我的微信号；world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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