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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棱镜门”:如何面对政府必要之恶?

“当心,老大哥在盯着你。”《1984》里的预言,在美国上演真实版本,揭露真相的,是刚到而立之年的前中情局前特工爱德华·斯诺登。

整个事件的过程并不复杂:斯诺登对家人说要出差一段时间,独自来到香港,披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多年来实施的“棱镜”监听计划。按照丑闻被冠之以“某某门”的惯例,此事被称为“棱镜门”。

“棱镜”窃听计划,始于2007年,美国情报机构一直在九家美国互联网公司中进行数据挖掘工作,从音视频、图片、邮件、文档以及连接信息中分析个人的联系方式与行动。监控的类型有10类:信息电邮,即时消息,视频,照片,存储数据,语音聊天,文件传输,视频会议,登录时间,社交网络资料的细节,其中包括两个秘密监视项目,一是监视、监听民众电话的通话记录,二是监视民众的网络活动。

事发后,美国极力要把斯诺登缉拿归案,各国、各国际组织就就斯诺登的去向展开了不见血的斗争。

从“棱镜门”的震撼性来说,任何一个好莱坞编剧都写不成如此精彩的篇章,它融合了窃听、间谍等多种要素,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均卷入其中;从“棱镜门”的戏剧性看,它融合了英雄、背叛、潜逃、声东击西等多种影视元素,绝对是一部好看叫座的大片,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

在喧嚣、猜疑、声讨的背后,还应该看到“棱镜门”的深层影响,看到它所引发的英雄还是叛徒之争,看到它所揭示的政府与公民、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定位,看到它对信息社会未来发展趋势可能的影响。

反思一:是否可以为了理想主义放弃职业操守?

斯诺登揭秘美国国安局庞大的监听计划,像是一个孤胆英雄,凭借一己之力和强大的国家机构进行斗争。然而,美国国内舆论却认为他是个叛徒,因为他背叛了自己所从事的的工作,背叛了加入情报机构是发的誓言。

是英雄,还是叛徒?似乎存在悖论,各有各的道理。

美国以外的人,倾向于认为他是英雄。这似乎没错。他揭露了美国国安局的监听,他让以民主和人权卫士自居的美国暴露出肮脏的一面。他的所作所为,至少从目前看,不是为了金钱美女,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他的理想主义,为了捍卫言论自由。

不为一己之私,冒巨大风险去做一件事,绝不是普通人,但说他是英雄,不仅美国人不同意,很多其他国家的人也不同意,因为这涉及到职业操守。

各行各业,都有一定的规矩。间谍这个古老的行业,更是肩负着使命,不同寻常,对于从业者也有着不同的要求。说实话,如果世界各国这个行业的精英们,都带着理想主义情怀出来爆料一番,将是全世界的灾难。

不同职业有不同的操守,而在理想主义和职业操守之间,也有平衡点。德国统一之后,曾经守护柏林墙、向翻墙民众开枪的士兵受到审判。有一个士兵辩解说,他是被迫执行上级命令。法官回答,你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寸啊。法官的这句话,被认为既人性而又智慧,令人感动不已。

对于斯诺登,我倾向于认为他是英雄。

这是因为,他的行为虽然给美国政府带来了难堪,但没有伤害具体的人,没有谁为此丢掉性命。他反对的是违反言论自由的监听,具有正义性,可以说他违反了有关间谍保密性的规定,但和美国宪法的言论自由原则倒也不冲突。如果他拿着美国驻各国间谍人员的名单去散发牟利,那就是毫无疑问的叛徒了。

反思二:是否可以为了反恐而肆意监听?

“棱镜”计划始于2007年,美国官方的解释说,是为了反恐。美国总统奥巴马及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等高官纷纷出面为此事“灭火”。他们提出的三大辩解理由是:第一,“棱镜”项目不针对美国公民;第二,该项目已得到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机构的授权及监督;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棱镜”对反恐有功。

这些解释听起来有道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自从9•11之后,反恐在美国政治正确之举。9•11后一个月,美国就通过了《爱国者法案》,扩张了美国警察机关的权限。根据法案的内容,警察机关有权搜索电话、电子邮件通讯、医疗、财务和其他种类的记录。这个法案也延伸了恐怖主义的定义,包括国内恐怖主义,扩大了警察机关可管理的活动范围。

这相当于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可以扩大反恐的能力和效果,另一面却侵犯了公民的个人隐私。在反恐需求旺盛的时候,美国人愿意为了安全而放弃一些个人隐私。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警察机关以及谍报机关的权限越来越大,终于引发了“棱镜门”事件。

我们不能事后诸葛亮般认为,美国保护隐私的要求导致必然会发生类似事件,因为斯诺登的所作所为,完全超出了正常公民争取权益的范畴。然而,我们可以清洗地看到,自从9·11之后,美国各界对于反恐与个人隐私之间的平衡,一直都在关注。

奥巴马政府给出的理由,重要一点是“棱镜”对反恐有功。这一逻辑相当具有欺骗性。如果为了反恐可以侵犯个人隐私,可以限制言论自由,政府可以为所欲为,这个政府的权力会无限扩大,这必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一个政府强大到可以给你一切的时候,也可以拿走你的一切。

反思三:该如何限制政府的“必要之恶”?

“棱镜门”事件,虽然是美国的事,但引发的却是有关政府权力边界的思考。

设立政府的初衷是解决一些公共事务。于是人们把自己天赋人权中的一部分交了出去,赋予政府,以使其拥有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

但是政府不是机器,如果在它拥有了不受限的权力的话,它就有对外扩张的趋势,甚至会做出有害公共利益的事。同时政府是由一个个经济人组成,是经济人就有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趋势,不仅在管理公共事务中缺乏动力而效率低下,而且会做一些不利于公共利益却有利于个人利益的事,所以政府有它天然的恶。但是政府由于在公共管理上的必要性,所以又是必要的。像西方政府的三权分立和对政务员和公务员的监督等等都是对恶的限制。

   这就是政府的必要之恶。现代社会,在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需要一个平衡。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要有一个契约。政府必须遵守契约,这样才可以取得信任,具有合法性。

限制政府,靠的不是像斯诺登这样的孤单英雄,而是法治。如美国官方所言,棱镜项目得到了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机构的授权及监督,不针对美国民众。这就是说,这个项目是在司法的管辖范围之内,并非无法无天。而解决此事,也需要通过司法途径。这就是美国社会自身的修复能力。独立的司法、国会、媒体、公众一起,组成对政府的压力,方可有一个合理的结果。如无上述因素,单靠一个斯诺登,无法改变大局,即便是英雄,也徒唤奈何。

反思四:世界各国该如何和平共处?

斯诺登出逃,恰逢美国各界疯狂炒作中国网络战,说中国政府的黑客侵入美国计算机,盗取政府的机密和各种商业机密,习近平主席访美那段时间,此事炒的更凶。斯诺登一爆料,让美国人哑口无言,原来喊了半天,竟然是贼喊捉贼的游戏。

对于中国的发展,美国人一直心存芥蒂,监听倒也在“情理之中”,可以对于它的欧洲盟国,美国人也不放过。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美方曾对欧盟办公室电脑做手脚,以进入欧盟内部网络。报道称,美国家安全局窥探了欧盟内部的通讯记录、电话记录、文件和电邮。报道称,欧盟方面已经要求美国官方对这一“指控”做出澄清。

此报道一出,欧洲高管的评价是感到“恶心”,而美国则拒绝回应。这也说明作为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监听窃密方面也异乎寻常地强大,敌人、朋友都不放过。

其实,各国进行谍报活动,并非什么秘密,斯诺登更像是皇帝的新装里那个小孩,说出了这个残酷的事实。世界各国的和平相处,是表面现象,背后都想着去窥探一下对方的隐私。无怪乎有人说,间谍是世界上第二古老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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