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上学时，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像林语堂先生一般，胸怀中西文化，点评世界风云。机缘巧合，工作期间有机会跑遍西方发达国家，接触的有高官、学者，也有贩夫走卒。虽无林先生的深厚学养，却也愿意把所见所感记录在案，把我眼中的中西差距告诉国人。
看到差距后，我也一直在思考，中国到底哪里差？中国为什么不行？
1.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
2004年9月18日，北京的上空看到了久违的蓝天白云。上午10点，我拉着行李箱，准备打车去机场，开始我的美国大选之旅。
走出楼门，听到小区鼓乐齐鸣，中心花园挂着惹眼的红色条幅，上面写着“祝贺业主委员会选举大会召开”，小区的居民自发组织起来，热情如火地组织选举为自己说话的委员会，期待从此可以依法和开发商、物业抗衡，提高小区的管理水平。
小区选举业主委员会和美国人选总统，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在美国，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选举镇长、公安局长比选举十万八千里之外的总统更重要——谁当总统对小镇来说都一样，可谁当镇长小镇会完全不同。
采访结束后回到家里，庆幸终于告别汉堡包和牛排，可以就着猪肉炖粉条一口气吃下两个大馒头，可欣喜之余备感痛心的是，我们选出的业主委员会竟然属于“非法组织”，朝阳区不予备案。理由很简单，我们选举的时候当地政府官员不在场。这荒唐的规定恰似“第二十二条军规”：选举必须有当地政府官员在场，可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官员必须到现场。我们的代表反复解释说，给官员们打了电话，发了传真，人家就不肯屈尊露面，我们只好自己组织。可官员们不听这一套，至今，我们的业主委员还不被认可。
从那时起，我开始投入大量精力研究、思考，美国不是完美的，美国的制度也不是完美的，美国在国际上动辄发动战争的单边主义行径不得人心。然而，抛开这些，抛开一切意识形态的东西，问题的关键是：他们的经验我们如何借鉴，他们的教训我们如何避免。毕竟，如温总理所言，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
2007年，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我作为国际访问学者（IV）项目的一员，再次踏上美国的土地，经过一个月的旅程，进一步加深了对美国的了解。
两次访美，同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亲密接触，向美国国务卿赖斯提问，与主管亚太事务的助卿帮办柯庆生深入交谈，和把尼克松拉下马的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谈天说地，这些都让我对美国的政治、媒体有了深入了解。穿行于大街小巷，胡吃海塞各色食品，随随便便地和普通老百姓侃上几句，让我对美国人的了解不再流于表面，不再囿于书本，而是鲜活起来，生动起来。
上本科读的英文，老师来自美国；后来到北大深造，学的是文化比较，一直对中美（或中西）的异同怀有独特兴致，毕业后作为记者，工作更是和美国息息相关。2005年，赴德国《世界报》工作，其间游历欧洲，更是从欧洲的角度与美国作了一番对比，自信对美国的看法比较客观、公正，至少，我在尽量做到这些。
2004年去美国采访大选时，见到奥巴马的那一刻，是我最激动的时刻，那个场景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深处。那时如此激动，是因为感受到“领导贴近群众”的真实场面，那远比在办公室采访布什来得更直接、更具真实性。
除了那一刻，还有几个场景让我印象深刻。
那是在芝加哥，我的采访对象是某工会组织芝加哥市的负责人。对不起，他具体是哪个工会我忘了，他的名字我也忘了，只留下了他的一张照片和一句令我难忘的话。我在听他介绍情况后，问了一个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你说自己一直为工人做事，维护工人的利益，那么，有钱有势的资本家对你进行贿赂，你怎么办？”
他听到这个问题先是一愣，然后和我说：“这个很简单，如果我不为工人办事，明年，他们就不选我了。”
在西雅图，我采访了当地城市轻轨项目的负责人。这个项目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不是市政府提出的，而是一个司机提出动议，然后募集到足够的签名后，提交政府的。政府犹豫不定，于是决定进行公投，结果公众过半数同意修轻轨，项目得以通过。
这几个细节联系在一起，我发现，要想被选上，就需要贴近百姓；要是选上后不好好干活，就会被选下来；干活时难以决断，还是要征求老百姓的意见。
我这点浅显的总结，在伟大的哲学家托克维尔那里，变成了一句话——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我拜读这位哲人的书籍后，记下了其中几句经典语句：
乡镇却是自由人民的力量所在。乡镇组织之于自由，犹如小学之于授课。乡镇组织将自由带给人民，教导人民安享自由和学会让自由为他们服务。在没有乡镇组织的条件下，一个国家虽然可以建立一个自由的政府，但它没有自由的精神。片刻的激情、暂时的利益或偶然的机会可以创造出独立的外表，但潜伏于社会机体内部的专制也迟早会重新冒出于表面。
在欧洲，统治者本人就经常缺乏乡镇精神，因为他们许多人只承认乡镇精神是维持安定的公共秩序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知道怎么去培养它。他们害怕乡镇强大和独立以后，会篡夺中央的权力，使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你不让乡镇强大和独立，你从那里只会得到顺民，而绝不会得到公民。
把乡镇政权同时分给这么多公民的美国制度，并不害怕扩大乡镇的职权。我们有理由认为，在美国，爱国心是通过实践而养成的一种眷恋故乡的感情。
是的，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
我所认识的普通美国人，只是简单地希望自己的家庭生活富足，也许一个人一辈子关心的就是他的小镇。他选出的镇长，无论谁当了总统，都无法撤掉。那些被选出的地方官，不必唯上级马首是瞻，不必揣摩上意，他要做的，就是服务好选举他当官的人民。
因此，我觉得对美国人来说，选谁当总统不是最重要的，选谁当镇长才是最重要的。
对于中国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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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地方实行的是乡绅自治，地方宗族大户担负起地方治理的职责。新中国成立以及“文革”后，基层的传统模式均被打碎，取而代之的是县政府、镇政府、村长，由于每一个环节都是下级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百姓负责，因此基层官员所受到的制约极其有限，当地百姓的生活好坏、支持与否与他的职位升降几乎全然没有关系。因此，地方官员没有任何动力来关心百姓。政令从最高层传递到最底层，经过不同的解读和执行，早已是面目全非。
鉴于此，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和中期，中国的村民选举程序在许多地方逐渐制度化。中国官方允许参观各种情况的选举，包括最具公正性和竞争性的选举以及明显由地方宗族势力的领导操纵的选举。90年代中期，原先只说“村民选举”的中国官员开始公开称“基层民主”，而国外观察者也由怀疑转而认为村民选举表现出真正的民主潜力。
遗憾的是，这一尝试力度不够，在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倒退。发生在广东乌坎的事件，也证明对农村的自上而下的管理已经失效。2012年2月
1日，乌坎举行了公开的村民委员会选举，这才让乌坎事件有了初步的结果。
乌坎，只是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全国广袤的农村，各有各的经济状况，各有各的风土人情，有的地方比较公正，有的地方处处贿赂，有的地方则为暴力所充斥。
无论如何，这种尝试一定要继续。
2.关于民主，有些话不可信
农村选举出现的一些乱象，成了某些人反对基层民主的原因。
其实，拆解开来看，出现一些纷乱是正常的，民主之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贿选，是所有国家的选举都不可避免的现象，因为每个人都希望通过有利于自己的人当权。选举，最大的优势是你可以赢一次，但不可能赢一辈子。如果上台后不为自己所辖的百姓谋利益，很简单，下一届他就不能当选了，小恩小惠能笼络人一时，不能笼络人一辈子。再退一步，笼络别人而上台，也比靠强力上台要好得多。
至于地方选举出现的暴力，需要公检法机构的强力介入。违反《选举法》，有暴力行为的，依法处理即可。其实，很多村民选举出事的地方，都是当地黑恶势力和地方公检法机构勾结的结果，而不是选举本身不正确。
因此，村民选举的乱象，绝不能归咎于农民素质低、不适合民主，这句话不可信。早在延安时期，农民就知道用黄豆粒来当选票。各地村民选举所爆出的颇具创意的贿选方式，也说明农民的智慧高，而不是素质低。
退一步讲，如果农民的素质低，民主试验就应该从素质高的城市市民做起。其实，各大城市社区委员会的选举，是城市基层选举的雏形，白领阶层为了维护自身基本权益而进行的合理、合法的选举，完全应该获得政府的支持，从而为城市的基层打下良好的自治基础。可惜，很多社区的社区委员会得不到地方政府的承认。在一个个高素质白领、管理人员组成的社区，物业、居委会和业主自己选的业主委员会争夺权益，甚至大打出手。其实，在正常的社会，三者有其一即可，最佳模式便是业主自己选的业主委员会。
还有一句不可信的话，那就是中国的国民性不适合民主。很多人信这句话，很多人将信将疑，很多人反对但苦无证据。
感谢台湾地区，鲜活地证明了“中国人的国民性不适合民主”是多么荒谬的一句话。
2012年，我到台湾地区访问，看到这个地方，倡导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而不是讲究与天斗其乐无穷；这个地方的孩子们都要背诵整部《论语》，而不是到成年后再通过电视聆听未必正确的讲解；这个地方最基层的细胞、最古老的美德从来没有被刻意打碎，更没有挑动至亲之间的残酷斗争和无情出卖。
蒋介石败走台湾后，吸取教训，采取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却也没有像大陆一样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这个过程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保留了私有产权；第二，台湾县级及其以下的基层选举未中断过。我在蒋经国纪念馆，看到了蒋经国于1980年参加地方选举投票的照片，那时，距离台湾开放报禁、党禁尚有6年时间。我们总是盯着热热闹闹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可没有注意到台湾的基层民主其实一直没有中断过。
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托克维尔的这句掷地有声的话，用在台湾再合适不过了。传统的根基，基层民主的土壤，让真正的选举来临之时民众大抵知道该怎么办，尽管这个过程有喧嚣、有枪声、有怒吼、有牺牲，但毕竟走过来了。
无论“总统府”里的高官，还是大街上“引车卖浆者流”，均在品评国事而无须担心，他们已经拥有了免于恐惧的自由。
和一位熟悉国际事务和台湾事务的长者喝酒时，我们都以为，正是台湾地区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让我们不再一味地对未来悲观。
还有一句话，是说民主后可能天下大乱，中国折腾不起。笃信这句话的大有人在。
从历史的视角看，的确是中央权威越强，社会越稳定，然而，历史也已证明，威权是随着执政者的代际更替逐渐递减的。历史上几乎每个王朝，都难逃这一规律。于是乎，“威权递减，贪污横行，民怨翻腾，揭竿而起，进而改朝换代”成了不二的定律。
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1945年7月初，在延安的窑洞中，民主人士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了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支配的问题。 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作为战略家，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在威权递减的社会，只有通过选举与监督，才可以形成良性的政府，才可以遏制既得利益集团的扩张。不是民主会让中国乱，而是违反规律压制民众的应有权利会让中国乱。
3.民主的几个必备条件
民主毫无疑问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否则，中国不会在农村尝试“基层民主”，在高层尝试“党内民主”。但民主这个问题急不得，无论什么主义，什么思想，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变为现实，它需要时间。如《民主的细节》作者刘瑜女士的一篇文章所说：给理想一点时间。
当然，对未来不是消极地等待，而是应该有些准备。民主社会需要几个必备的条件。
第一个条件：保护私有财产。
如果说宪政萌芽于13世纪初的《大宪章》，那么现代民主政体则奠基于1689年洛克对光荣革命的哲学诠释。在《政府论》中，洛克写道：“除非获得本人的同意，最高权力不能剥夺任何人的任何财产。”
用更通俗的话就是，尽管我的房子很破，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没有这样的保护，你的房子随时有被拆迁的危险。洛克认为没有财产权，人和动物就没有区别。
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照我看来，有恒产者，就是有财产权的个人；有恒心，则是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免于恐惧的自由。有恒心的个体组成的社会，才有可能避免把政治搞成整人之权术，把法律弄成治人之谋略，经济才不会成为“血酬定律”支配下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孟子之言，很多人知道的是这半句，其实，后面还有半句：无恒产，有恒心者，唯士能也。也就是说，那些没有恒产的士人，即古代的知识分子，照样有着家国天下的情怀。
这，又涉及民主的第二个条件：知识分子的独立与担当。
美国人说，先有哈佛，后有美国。我想，这不仅仅是指在美国立国之前就有了哈佛，而且还指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成为了美国的民主政体的一块基石。
托克维尔说：“在民主社会，每个公民都习惯于为己有关的一件小事而煞费苦心。但是，他们一扩大视野，往远看，就能看到整个社会庞大的形象或全人类的更为高大的形象。”
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存在，会像磁场一样，把民众的眼光吸引到超越现实的远方。
而一个自治的大学，一个不受权力制约和金钱腐蚀的大学，是维持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存在的重要手段。
很难想象，一种连大学都堕落的社会，可以取得多么崇高的进步；也很难想象，一个从一年级开始就需要孩子对权威言听计从的教育方式，能产生出民主的基因。
思前想后，当下的教育，是最大的误国。
民主的第三个条件是：言论自由。
民主社会的一个特色，就是包容各种声音和思想，哪怕是所谓的异端邪说。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表达，才会出现平衡的状态。
有人总是担心，放开言论会谣言四起，引发动荡。其实大错特错。言论不自由，才会到处充满猜疑。谣言止于公开。把所有人、所有事公开于阳光之下，公众自会有一个判断。即便现在不能，也要培养这种能力，而不是靠遮掩来取得暂时的你好我好大家好。
言论自由，当然有尺度。在德国，什么都可以说，唯独不可以为纳粹翻案；而在美国，你举着旗子到处喊纳粹的口号也没人管你。相同点在于，民主国家对官员都是言论自由的。做了官，就等于把自己放在聚光灯下让人品鉴。另外，作为公众人员，也需要在享受公众人物的各项好处的同时，接受公众的监督。
民主的第四个条件是：司法独立。
每个人的财产权能得到真正的保护，就一定需要司法独立；而民主所产生的争端，最后的裁决者一定不是政府，而是独立的法院。
司法独立，不但使政府成为有限政府，更为重要的是，独立于民意的司法，才能克服民意急功近利的短视。
民意容易受可见的现实利益的支配，往往忽略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该遵守的游戏规则。如果民主成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这种民主一定充满了阴谋和暴虐。
民主，不是多数人说了算，相反，民主要避免的恰恰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因此，如果没有强力、公正、独立的司法系统，民主真的可能带来灾难。
大鸣大放、大串联、大字报，绝不是民主，民主一定是有规则的，需要有公正的裁决。
民主的第五个条件是：公民社会的形成。
民主社会，一定是小政府、大社会，各种形形色色的民间组织就像是人体中的细胞，充满活力。没有强大的社会，便会陷入专制和混乱的两极状态。
托克维尔的一段话可以为这种情况作注：“在民主国家，结社的学问是一门主要的学问。其余一切学问的进展，都取决于这门学问的进展。在规制人类社会的一切法则中，有一条法则似乎是最正确和最明晰的。这就是：要是人类打算文明下去或走向文明，那就要使结社的艺术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正比地发展和完善。”
没有民间组织，就没有公民自治，民主就完全没有意义，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实难想象完全丧失自治习惯的人，能够开会选好将要治理他们的人；也无法认为处于奴隶状态的人民有一天会选出一个自由的、精干的和英明的政府。”
4.西方民主是什么样子
民主，其实没有那么深奥，也无须太多的理论描述。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与人之间通过协商解决争端的妥协和宽容精神。
西方国家，公司的大门严格把关，闲人莫入，议会和政府的楼，一定是开放的，而且，议会的楼所处位置要高于政府，表现出俯瞰政府、监督政府的态势。我们总把美国的国会称做国会山，那是因为它坐落在一座小山上，恰好可以俯瞰白宫。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国会也是俯瞰政府。
都是国会，欧美不同。美国国会和欧洲国家的议会不同。在欧洲国家，领导人可以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而在美国，总统不可以解散国会，国会却可以弹劾总统，可以决定大法官的人数，可以任命大法官，在三权分立的政治体系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2004年我去美国国会参观前，导游史蒂夫不时地和对面走过来的议员打招呼。最可惜的是，史蒂夫只顾聊天，在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走过去好久才回过味来告诉我们，让我错过了打个招呼、问个问题的机会。
这就是民主国家，领导不是隔离于民众，也不是刻意高高在上凸显其神秘感。在德国波恩开会后，主办方带我们参观波恩市，我们的导游，竟然是一位退休的将军，在繁华街区参观时，街角忽然转出一个衣着普通的人，笑着自我介绍说：“我是这个城市的市长。”
2009年奥巴马访华时，有一张照片被中国媒体不约而同地搬上报纸的头版。照片上奥巴马自己打着雨伞，出现在空军一号的出舱口。当时，我应邀参加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节目，另外一位嘉宾梁文道先生就此调侃说，堂堂总统自己打伞，这让中国那些啥事都有人伺候的小局长、小处长情何以堪啊！
当然，最令我震惊且难以忘怀的，还是2004年访问奥巴马的一幕。
当时，我和凤凰卫视评论员邱震海等同行，来到伊利诺伊州威尔县温德哈姆湖工业园附近的一个棒球场内，和民主党的拥趸一起，等待着巴拉克·奥巴马的到来。
那时，奥巴马在竞选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帮我们租了辆车，我们就去了，没有任何申请，也没有领导签字。去了之后，和现场的民主党支持者聊天，还吃免费的热狗，也没有人因为我们是外国人而严防死守，或者说，没有人以为我们是外国人。
奥巴马激情四射的演讲结束后，我立即冲上前去，截住正欲离开的奥巴马，先是由衷地称赞他的演讲“非常深刻”，而奥巴马则笑笑说：“那真是太好了。”当他得知我来自中国时，就脱口而出：“你是我见的第一个中国记者。”我马上逮着机会要求与奥巴马合影与对话，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并且招呼身边那个人高马大的胖子拍我与他的合影，然后还拿着我的相机问是否满意。
2004年9月28日，我把此行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标题是“他可能成为美国首位黑人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竞选集会纪实”。
其实，那趟旅行由于是美国国务院邀请，我还心存芥蒂，认为这是“和平演变”，不得不防。后来，德国、法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欧美国家走过多次后，才越发认识到民主尽管不是完美的制度，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迄今为止人类的确没有比它更好的制度。
民主，有欺诈，有谎言，有金钱政治，有巨族当道。有时候，选举就是从两个笨蛋当中，选出一个不太笨的人来。但它的好处在于，给予民众机会，给社会调整的机会，也防止希特勒那样的人把人类带入灾难。
民主国家各有不同。大大咧咧的美国人，一般不会隐瞒自己的政治倾向，聊天时，支持谁，反对谁，毫不含糊，你问他投谁的票，他也不会隐瞒。而日本人却不一样。2005年选举时，我在大阪采访，碰到投票后的市民，我就问你选民主党还是自民党，日本人都礼貌地拒绝回答：对不起，要保密。
看到民主的好处，也需要看到民主转型过程中的曲折。
随着苏联集团的崩溃，前共产主义的国家朝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转变。一方面，中东欧以及三个波罗的海的国家在许多方面迅速地演化为真正的自由民主，但还有不少缺陷；另一方面，12个前苏联集团国家已经从民主的可能性中退出，或者重建了“没有共产主义的独裁统治”，其中，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和白俄罗斯迅速变为威权主义国家。
而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则实现了转型。这些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而言，均是宝贵的财富。
1989年之后，东欧国家的变化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私有化。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没有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私有化便会陷入暗箱操作；而没有公平、公正的经济私有化，公众便无法享受政治民主化的益处。
这两句话说起来简单，操作起来却极其复杂。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和文化，用我们的俗话说是“国情不同”。比如说，捷克有着强大的工业基础和民主传统，民主化之后领导层宁可牺牲效率，也要公平，在私有化时“只分不卖”，用证券形式让全民都享有国企私有化的利润分配。
根据捷克私有化部统计，两波证券私有化转给620万捷克公民的股份共3430克朗，平均每个公民分到5000多美元的资产，平均每人每年有300美元的收益。捷克出现了起点平等的“全民皆股东”时代。（《十年沧桑》，第112页，金雁、秦晖著，东方出版社。）
波兰则又是一番景象。该国工人力量强大，工会的谈判地位不容置疑。因此，它们与政府、资方的各种矛盾搅在一起，使得波兰的私有化每迈出一步都要经历许多回合的谈判，但正因为如此，在防止“暗箱操作”，防止少数人任意私有化，防止寡头形成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秦晖先生认为，这种谨慎、稳妥、民主而注重公平的政策对当权者来说似乎很麻烦，但长远看来未必是坏事。
如美国学者本杰明·巴布尔（Benjamin Barber）所言，民主就像一本好书，但需要时间。
在本书截稿前，我参加“凤凰十大名博澳洲行”活动，访问澳大利亚。对话前总理陆克文时，他就一个人走进酒店，好久后秘书才进来，没有保镖，也没有警车。在堪培拉，我们乘车去参观国会大厦，接受安检后进去，连护照也没有人看，这个澳大利亚的“人大代表”开会的地方，就这么自由地出入，“人大代表”开会时，你想听，就可以听听，因为这是人民选出来的代表，人民当然有权利来听他们到底是怎么开会的。
爬上国会大厦的楼顶，俯瞰堪培拉，俨然有一种把澳大利亚政府“踩在脚下”的感觉。人民自己选出来的代表，负责监督政府，负责立法，当然要比政府高才行。当时的感受是：这，恐怕才是澳大利亚人幸福的根源所在，也是西方国家民众安居乐业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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