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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一个微博,大意这样的:今天下午,儿子去带红领巾,不过,他们班上韩国同学不用去,可以直接回家。这在美国日本是不可能的事儿。人家的价值观是普世的,教育也是普世的,不会因为你是哪国的孩子而进行区分。你有本事让韩国学生也心甘情愿的戴红领巾,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吗?

这是对教育的意见。想起了去年5月在三联书店做的一期节目,我作为凤凰博报的主持人,和朱大可先生对话,谈《我们能为教育做点什么》,在这里再转发一下,和大家分享。

 

王冲: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一期特别的名博沙龙,一般名博沙龙我们是放在演播室,今天我们在这里,有这么多的观众,大家跟我们一起讨论、分享。今天我们请到了著名的学者,朱大可老师。朱大可老师今天要谈的题目是《我们能为教育做点什么》,我想大家对朱老师很熟悉,我也不过多的说了,开始之前简单地介绍一下为什么放在这里,之前定在大学里做一场演讲,因为不可抗拒力以及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我们没有做成,我们从人民大学移到北外,北外又有不可抗拒力和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又没成。我们既然要做就一定要做成,所以移到这里讨论一下教育问题,大家都会感同身受。大学对我们这个活动有些限制或者有些不满,我觉得非常理解,但是有两点我觉得是个人不太好接受的:第一,我们已经定好了,早期申报或者学校及学院已经通过了,这些都是按通报走的,但是后来又不行,有点违反条约。第二,学生对我们没有说实话,只说有考试或者有什么事情,遮遮掩掩的,学校让学生撒谎,这个最无法忍受的问题,朱老师从这方面谈谈大学方面面临什么问题。

朱大可:说老实话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对大学政策不够理解,对我们国家的文化政策还是理解不够,我们不知道党的审议、国家的审议到底是什么,我们还要继续学习,学到老、看到老,不断地迎接新的挑战,刚才主持人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第一,我们没有契约精神。契约是古罗马时代为人类奠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最基本的交往规则,但是中国就是没有。中国的商业到今天为止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平交易的商业,是建立在阴谋诡计、权力这些不正常的关系上,所以中国的商业、中国的经济以及贸易都是非常发达,但是非常畸形,这是一方面。

朱大可:另外一方面,主持人提到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校方违反了契约以后怎么解决,所采用了撒谎的方式,这让我想起前几天周立波的话题,我们从小被教育成撒谎的孩子。

王冲:我们的撒谎从小学的第一篇作文开始。

朱大可:对,从我们的爸爸、妈妈开始编造各种各样的故事,那一天就是我们的蒙难日。从那天开始到现在,直到大学毕业,现在的研究生、博士生不断地说谎,有时候想想很可悲,一个人其实最好的时光就是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博士结束,这个大概是在差不多25、26岁,最好的生活时光是献给了一个说谎的时代,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的教育最大的问题。

王冲:我想问一个私人的问题,朱老师您以前写作文的时候也撒谎吗?

朱大可:也说谎,一样说谎,我以前还写红色日记,可能你们没写过,真的是红色的书皮,每天写,今天我又读了毛主席的哪段语录,非常感动,或者今天看了什么红色电影非常感动,全是千篇一律的,通常第一句是晴空万里、春光大好,都是诸如此类的空话、套话。那个日记每周都上交给班主任批,班主任会写评语,看红色日记写的是不是符合规则,他有一个规训的过程,这个过程用什么来检验呢?就是用红色日记来检验,你是不是被规训成功了。

我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件。那一年台湾国民党代表团,连战访问他西安的母校,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那个案件吗,我是看现场,组织了六个孩子,三个男孩三个女孩带着红领巾,在台上表演 “连爷爷您回来了”诗朗诵,然后这六个孩子就开始朗诵,充满深情的,其实连战是谁他们也不知道,声情并茂,“连爷爷您回来了,您终于回来了”,连战的手下全部笑得前仰后合,就连战不敢笑,这件事情全台湾轰动,因为在几年之后台湾人民就再也没有看到这种场景,大开眼界。就是六个孩子公开的在台上用这种虚假的话说谎,回到台湾以后变成很大的麻烦,因为台湾的议会开会,民进党把“连爷爷您回来了”做成手机铃声,就在国会,开会的时候就让他们打进来,拿这个手机给连战听,“连爷爷您回来了”,连战因此就丢了国民党主席的席位,这是一个笑话,很有名的一个。

实际上我们反思一下,难道我们不都是在这样的成长吗?我小时候,那时候有一个西哈努克,是柬埔寨废除的国王,那时候他在北京混,到处游山玩水,给他好女人,好吃好喝伺候着,为什么呢?就是为每年五一在天安门广场站一站,就是这样一个活宝。我奉命要去准备一段操练,要去街上迎接他,然后我就在大阅兵上看过,就是训练你怎么走方阵,我那时候小学五年级,被训练成排队走的很整齐,去迎接西哈努克亲王,最后因为没走好,被开除了,当时痛苦了好久,没有加入到“连爷爷您回来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这次受挫可能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心理打击,从此我走上另外一条道路,所以反观我们自身,我们都是从那个状态下过来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既是它的受害者也是得益者,因为我们正是因为这个东西迫使我们长大以后开始反思,我们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王冲:其实我们的教育问题,除了像撒谎,还有很多,比如说温总理到他的母校考察,还引用了一句话,学校里应该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也是我们缺少的一个重要因素。

朱大可:这个就是指大学的人文精神的基本行为,独立和自由。我所在的学校还好,我在学校亲眼看到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在跟学生说要“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我觉得这个很了不起,今天这个已经非常的罕见,温家宝敢在他的母校说出这样的话,这也是以前所很难想象的,为什么要说这个话,本来这些东西不需要说,它是一个最基本的底线,但是现在完全的变了,导致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校园现在有个说法叫行政化,就是党委书记凌驾于一切,行政教育这一块是非常基础的东西,但是党委不管这个事情,以前党委还做思想工作,现在党委思想工作都不做了,刚才我们在车上讨论一个事情,党委做思想工作至少告诉你共产主义很快就要实现,通过大家的努力,共产主义是怎么个事情,告诉大家这个事情,现在他们也不相信这个,思想工作怎么做?做思想工作是要有资源,现在问题是党委自我的空心化。

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同学试图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但是他在整个的校园体系里面是不被认可的,团委有团委的系统,有很多系统来管这里的思想,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最终结果是没有独立的思想,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毕业出来的学生思想奴隶化以后,进入工作岗位以后,没有这种原创的意识,没有这种充分的自我表达、自己的创造精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马上就看到后面中国制造面临的问题。例如,我现在的手机,这是真的苹果。以前,我用中国移动的天翼手机,花了1500块,我当时还想支持一下国产,买了一个天翼手机是1500块,跟苹果做的一模一样,背后还打着苹果的记号,看不出任何的区别。找了很多人看,看不出任何区别,外形没有区别,唯一的区别是不能用,你不是点击嘛,你点,点半天没反应,这就是它的品质,只能模仿苹果的外表,品质是不能模仿的。这个问题在于我们已经失去了原创的能力,我们现在只能跟在别人后面爬行,变成别人的三流的模本,这是我觉得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瓶颈,就是原创的,而这个只能归咎于我们的教育,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思想的进步,宣传部门的思想进步,这也是一方面。

但是很重要一点从小学开始,从应试教育开始,从标准教育开始,我们就没有自己独立思考的空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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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日本政治中心特约高级研究员,美国国务院访问者(IVLP),专栏作者。曾任《中国青年报》国际部记者,《中国周刊》国际部主任。著有《选票的背后——透视美国大选和美国政治文化》。联系我:chonglingw@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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